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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审判地震学家  

2013-04-18 21:35:50|  分类: 地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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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风度海岸《《转载》审判地震学家》

    “所以,我们应该去喝杯好酒,是吗?”

  2009331日,在意大利拉奎拉市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这样问当时的意大利民事保护局副局长伯纳多·德博纳迪尼斯(Bernardo De Bernardinis)。

  “当然!”德博纳迪尼斯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彼时,拉奎拉正笼罩在一片焦躁情绪中,从2008年末开始,这个历史上数次经受地震摧毁的意大利中部城市再次颤动起来,饱受地震之苦的居民正在担心,他们是否又要迎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在那场新闻发布会上,前述副局长告诉民众,刚刚结束的意大利风险委员会会商后认为,此前数月经历的小地震确定是 “正常现象”,不会有危险发生。他还建议,忧心忡忡的拉奎拉人民此时应该来一杯著名的拉奎拉特产——蒙特普恰诺(Montepulciano)葡萄酒。

  然而,仅仅一周之后,200946日,一场6.3级强烈地震袭击拉奎拉地区,309条生命逝去,1500多人受伤,大约2万幢建筑被损毁,6万多人流离失所。

  20121022日,德博纳迪尼斯与六位科学家一起,被意大利拉奎拉法院一审判处六年监禁,罪名是“过失杀人”。判决还附带780万欧元的巨额罚款和赔偿金,这些科学家和前官员还被要求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案件起诉书认为,2009年大地震发生前,拉奎拉曾经历连续数周的小地震。对于这些地震是否是强震到来的预警,几位被告向公众发布了“不准确、不完整和矛盾的信息”。

  根据意大利的法律程序,一审判决之后,被告有一系列上诉机会,并不会马上被监禁。

  虽然尚未成定局,这一判决还是在意大利乃至于世界科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个审判是荒唐的,因为目前并没有准确预报地震的科学方法。从指控提起到最终宣判的两年多中,科学界的抗议从未停止。

  这次审判让地震学家背上杀人犯的恶名,科学界为此炸开了锅。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学家苏珊·霍夫甚至将这一判决形容为新的 “女巫迫害”事件(指1480年到1780年间发生在欧洲的迫害“女巫”恶潮)。

  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的国内外地震学者普遍认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该判例将给全球地震学者带来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些年面对各地各类地震传言时,当地政府和地震部门科技人员也往往站出来“辟谣”。虽然类似“回家喝酒”的说法从未有过,但“近期不会发生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的保证式说法,不时从地震部门官员口中说出,并出现在媒体上。

  有地震学者亦认为,意大利判例对中国地震领域产生一定影响是肯定的,但类似案例并不会出现在中国。毕竟,中国的法律并未规定“地震没预报到”是渎职行为。

地震案始末

  拉奎拉(LAquila)在意大利语中意为“鹰”,是阿布鲁佐大区和拉奎拉省首府。只有约10万人的城市被中世纪的城墙所环绕,迷宫般的狭窄街道两旁,是可追溯至巴洛克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

  在拉奎拉市中心长大的外科医生文森佐·维多里尼(Vincenzo Vittorini)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之一,他曾告诉《自然》杂志的记者,200945日晚,一次短暂的3.9级地震再次晃动拉奎拉。当时已过晚上11点,到底要不要出门避震?维多里尼和妻子争论了一会,最终,一家人在维多里尼的坚持下,留在了他们的公寓房里。

  几个小时之后,46日凌晨332分,6.3级的强震再袭拉奎拉,维多里尼家所在的公寓楼崩塌了,妻子和9岁的女儿双双去世,他自己也被压在瓦砾之下,6个多小时后才获解救。

  痛失妻女的维多里尼将曾在媒体上信誓旦旦的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告上法庭。他表示,正是当时政府官员公开保证近期没有危险,他才会做出那个让他后悔终生的决定。

  2009年前三个月中,接连不断的轻微地震发生了数百次。意大利地震学家一直在监测这些地震,而且将所有震级高于2.5级的地震实时告知民防官员。

  在此期间,一个独立研究者发布预测称大地震即将发生。眼见民间恐慌情绪蔓延,当地民事保护局指责该研究者煽动公众恐慌,并禁止他再发布任何公开声明。民事保护局决定在拉奎拉召集一次风险委员会特别会议,给公众提供科学界掌握的近期地震活动资料。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六名科学家评估了先前对当地居民造成恐慌的群发性地震。随后,德博纳迪尼斯走出会议室,在市长和官员的陪同下召开了那场日后被“炮轰”的新闻发布会,并谈笑风生地请市民享受美酒。

  一周之后,地震发生。

  20107月,拉奎拉市检察官法比奥·皮库迪(Fabio Picuti)以过失杀人和玩忽职守罪对风险委员会的七名成员提起公诉。地震发生后,皮库迪接到公众投诉,并着手调查。

  曾在意大利从事研究工作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告诉财新记者,在意大利,检察官不隶属于司法部或任何政府部门,而是根据独立判断提起指控。

  薛军介绍,意大利检察官的权力非常大,历史上甚至出现过检察官提起指控,逮捕整个政府内阁的先例。意大利的法官,通常被认为“很有个性”。

  检察官皮库迪建议法庭对七位委员会成员判监禁四年,但法官又添了一把火,将监禁年数提高到六年。20121022日,历时13个月、经历30多次听证后,拉奎拉市法官马可·比利(Marco Billi)做出了前述让世界震惊的判决。

学界争议

  “我感到非常沮丧和绝望。”接受审判的科学家恩佐·博斯基(Enzo Boschi) 在判决后说。这位意大利地球物理与火山国立研究院(INGV)院长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到底因为什么被判了罪。”

  “在上帝和人民面前,我都认为我自己是无辜的。”后悔不迭的前官员德博纳迪尼斯在宣判后这样说。他的辩护律师也激动地对媒体表示,让大家安心喝酒,“只是一句玩笑。”

  早在皮库迪在20106月公开此项起诉之时,《科学》杂志执行出版人艾伦·莱施纳(Alan Leshner),就代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向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Giorgio Napolitano)递交了公开抗议信。

  他在信中写到:“对这些科学家的指控是不公平而且幼稚的??对于地震的预测,目前并没有公认可靠的科学预警方法可以使民众避免一场即将降临的灾害。”美国地球物理学联盟以及数千位科学家也反对这一指控行为。

  在意大利国内,5000名科学界人士也曾联名上书总统,指出几位科学家是因为没能预言地震而受审,然而根据科学常识,地震在目前是不可预测的。

  但检察官皮库迪却表示,他的所作所为并不疯狂。“我明白他们不能够预测地震,但指控的根据也并非是他们没有预测地震。”他指出,作为官员和科学家,他们有责任对城市人口密度和城市中心古旧建筑的脆弱性等因素进行风险评估。“他们有责任根据这些因素评估出风险等级??但他们并没有。”

  “地震本身杀不了人,害死人的是不安全的建筑。”日本东京大学地震学教授罗伯特·盖勒(Robert Geller)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亦指出,意大利作为富裕的欧盟国家,一个地震多发城市中居民的房屋却如此地不安全。

  一审判决宣布后,各种抗议和指责出现在各国媒体上。

  在意大利法学界,学者们亦认为这个判决来得出人意料。威尼斯大学法学院教授兰佐·里卡多·卡瓦利耶雷(Renzo Riccardo Cavalieri)对财新记者分析,审判过程毫无疑问是符合程序的,但有些学者认为,此案中法官在评估风险委员会的工作时,过度使用了自由裁量权。

  逻辑关系上,风险委员会的行为同拉奎拉地震中丧生的人们的“直接因果联系”很小。卡瓦利耶雷介绍,根据意大利法律,判案法官将在三个月之内公布其判决的具体依据,那时将会看到法官本人对此判决的评价。

  薛军也认为,这个判决不甚合理,且很有可能在上诉审理中被推翻。薛军和卡瓦利耶雷都推测,因为意大利不是一个判例法国家,即使这个案件最后定案了,对其他法官今后的判案也不会产生约束力。然而一旦定案,其负面意义也将深远。

  法律人士普遍认为,如果真的定罪,会大大影响地震专家科学判断。日后他们在做风险评估的时候,首先会从规避法律风险的角度来考虑,并倾向做出会发生地震的建议,最终“狼来了”的声音越来越多,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最大的可能,是这个判决在二审时被推翻。薛军认为,这个案件更多是舆论层面的意义,具有“一种反映民众愤怒的功能”,触动意大利的地震专家及官员,让他们更加重视自己的职责。

  这个案子也让全世界地震学家感到了压力。薛军表示,如果科学家躲在“地震不能预报”这样的一个不可知论的后面,不作为或者是荒废技术,不求上进,那么民众同样也会愤怒。

地震预测反思

  抛开将地震学家推进监牢这一点,意大利地震案已促使全球地震学者对地震预测进行反思。

  前述日本地震学家盖勒表示,德博纳迪尼斯在震前发布会上的评论在科学上站不住脚。

  “他当时的发言非常不恰当,并且应当受到批判。”但盖勒认为,即便如此,他的错误还远没有到要接受刑事指控的地步,判定有罪更是不恰当。

  上世纪90年代,盖勒发表的“地震预测无用说”曾经引起学术界震动。他认为,目前的科学水平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情,是地震学家与工程专家合作,提高建筑和其他结构的安全度,同时加强基础研究工作。

  盖勒希望有罪判决能被推翻,“同时希望这次悲剧能够让科学家更谨慎,向公众传播信息的同时,也要告知公众这些信息的不确定性。”

  “‘在家里喝红酒’这种表述太不严肃了。牵涉到人身安全的事情是要严肃的,不能幽默和开玩笑。”中国国家地震台网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财新记者表示。

  该专家认为,上述判决对地震工作者过于严重了。他认为全球地震专家的处境一直很尴尬,民众一直以来都对于地震预测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报有震很难,报无震也困难”。泥石流、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都可能误报或漏报,一旦涉及地震,公众的要求就格外严格。

  “我觉得比较合理的预测、预报方式,是学习天气预报,报告发生灾难的概率是多少。”上述专家表示。

  另有专家意见认为,此案关键在于地震专家是否给民众“打包票”。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孙士鋐认为,在地震无法准确预测的现实之下,科学家不应该做出这种判断。“如果他给出确定的信息误导公众,造成严重后果,确实需要负担法律责任。”

  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案件几乎不可能出现。

  薛军分析,在中国,惟一可以提起刑事指控的情况是地震局官员渎职,但在中国的法律中,没有人会认定“地震没预报到”是渎职行为。

  作为中国地震局首席预报员,在一些网络论坛上,孙士鋐常被戏称为“辟谣专家”,被指在媒体上发表地震看法时常有偏差。

  但如果仔细研究,会发现孙士鋐的“辟谣”措辞相当谨慎,例如,某地“发生大的破坏性的地震可能性不大”“全球可能要进入地震活动活跃时代”等等。

  孙士鋐认为,“传谣”“辟谣”造成严重后果的,都应追究责任。但同时他亦另有深意地指出,如果发布的信息并非科学家本意, “是受相关人员委托的,自己本来也不愿意说这个话,是为了政治需要” ,就要另当别论了。

  在意大利,被告席上的科学家是否成了政府失败公关的替罪羊?在这一点上,受审科学家和官员也在被告席上争论不休。

  受审科学家中最资深的博斯基宣称:“当时会议的重点是安抚民心。我们(科学家)也是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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